文字及图片来源: 中评社
2017年1月31日

中评社香港1月31日电(记者 兰忠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牵涉亚、欧、非三大洲,牵涉六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牵涉超过全球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已经受到全球的高度关注。也正是由于跨国跨洲,这个战略在落实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为文化差异、目标利益等因素产生一定的争端。而如何解决争端,让参与者对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一个基本的信心,对于吸引相关者积极参与就显得非常重要。由数十位国际专家合力完成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蓝皮书,就为解决争端提供了运行规章。面世同时,建立相关解决争端的机构,对于有效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而言,也显得相当迫切。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蓝皮书是由去年一月份在香港正式成立的“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牵头完成的,该院也是香港首个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致力于搭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与专业交流平台的机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蓝皮由该院牵头,数十位国际专家合力完成的书,去年10月面世。日前,中评社记者专访了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院长、前任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院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王贵国,他向中评社详细讲述了目前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现状,并就《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蓝皮书的创作过程,以及具体作用等问题作出详细解答。

王贵国指出,当代国际经贸合作主要涉及三层关系。其一是国与国的贸易关系,另外一类是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的贸易与投资关系,第三类则是企业与企业间的经贸关系。目前世界上针对前两类关系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机构都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创设,有可取之处,也有可改进之处。

王贵国对中评社表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制度,创设了一套争端机制运行规则以及上诉机构等。该制度整体有效,然在实际运行中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是报复机制对于某些大国、强国不能有效施行。王贵国坦言,1947年签订的关税及贸易总协议的参与国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关贸总协议的继承者的WTO包括其争端解决机制受前者的影响较大,较突出者是其诉讼程序、诉讼技巧明显偏重普通法,使用语言则是英文。故此,WTO的大部分争端案件的解决均需受过普通法教育的人员参与,不得不说一些案件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影响。

王贵国提到:“一带一路”是一个经济议题,但它需要列国文化的融通和法律的保障。“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十几个属英美法系国家,有四个是伊斯兰法系国家,还有一些混合型的法律体系国家。沿线国法律体系不同,法律文化不同,法律环境也不同。文化的互通不仅能促进经贸合作,而且有助于法律的协调,有助于法律冲突的解决。一套基于尊重多方法律文化基础上的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制度能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进行。

就文化方面而言,相比较于东方的“以和为贵”文化传统,英美法系文化更注重程序优先、效率优先、诉讼技巧优先。就法律而言,“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大量企业的“走出去”、“引进来”过程中,经贸法律风险的防范很重要,经贸争端的有效解决也同样是企业正当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法律风险有效化解的重要途径之一。而目前国际上主要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除了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并受普通法影响较大外,WTO的制度也无法很好的化解一带一路沿线国间的争议,尤其是不能适用于非成员国。此外,涉及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议没有上诉机制,造成裁决相互冲突者众的尴尬。

2016年12月,42个国家参加了由欧盟发起的“创设新的多边投资法院”为主旨的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各国。这说明设立投资法院已箭在弦上。

王贵国表示,他希望并主张创设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是以一套新的争端解决规则为运行规章,在吸取现有争端机制优点的基础上,补足现有机制的不足,如创设投资争端上诉机制;又如,贸易与投资争端都可以在此机构中解决。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应是在尊重多方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强调东方的“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在尊重效率的基础上强调调解机制在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同时此套机制的调解员或仲裁员都不是由哪些国家强制指派的,而是从各个沿线国的专家、学者、有经验的法律从业人员中挑选出的,当然各沿线国可以推荐,从而保障了处理案件时语言与文化相通的问题,保障了透明度,保障了互信认同。他指出,在涉及国家政府的争议中,“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更强调透明度原则。

以下为中评社专访王贵国对话全文:

中评社:此前在一带一路研究院成立时,我曾采访过您,当时您提到,研究院正在积极起草“一带一路解决争端机制”蓝皮书,而就在前几个月,这本蓝皮书终于面世了,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整个过程,以及这本蓝皮书的背景?

王贵国:我想先谈一谈背景。从今年年初,我们便筹划成立研究院,同时第一项任务就是起草一本蓝皮书。起草蓝皮书的初衷是什么?纵观国际上的争端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国家与国家(包括地区与地区)的争端,涉及的主要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一类争议的解决平台是世贸组织。世贸的平台有特点和优点,但也有缺陷。

世贸组织的特点是西方主导,反映的是西方法律文化、西方法律价值观、普通法的诉讼制度、诉讼程序、诉讼技巧。这些与大陆法是不同的,任何人如果不懂普通法,就没办法到WTO去打官司。实践当中,包括韩国、日本、中国,以及东南亚诸国,遇到争议的时候,几乎很难完全靠本国的律师去打官司,每次都要藉助英美普通法系的律师。这整体上反映出来的是,在世贸组织体制下并不是任何人英文好就能够打官司,要有长期普通法的训练,并且对国际贸易比较熟悉,才能去打官司。这一点有历史发展的原因,因从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议生效时起,就是西方在主导;二战以来,国际环境就是如此。

到了1995年WTO成立,中国整体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并非重要。中国经济体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当时以泰国为发源地,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但人民币基本未受冲击,并且当时中国总理也说,“人民币不会贬值”。因此,中国起到了稳定国际金融制度的作用。

尽管制定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时候,中国人也参与了,但是参与程度很低,并且中国当时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不是。所以真正主导当时谈判的,主要还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国。日本当时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经济实力是很强的。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制度里,也反映了这一点,世贸里争端解决制度,有一个上诉机构,也就等同于终审法院,或者是最高法院。上诉机构有7个成员,其中3人是由美国、欧盟、日本各自指定的。其他四位成员由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选举产生,此安排是依君子协定。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制度是在原关贸总协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有很大改进,但仍存在缺陷,如实际遭受损害的企业无法得到赔偿。无论是补贴案也好,倾销案也好,包括目前中国和欧盟、美国间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真正受影响的是企业:美欧等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的案子中便会找泰国、印度等作为替代国家,确认倾销是否成立。特朗普说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受害的也是中国企业。但是在世贸组织的制度下,受影响的企业连出庭权都没有,从而必须靠本国政府去打官司。有时世贸组织成员的政府并不特别愿意去诉讼,一个案件经常耗时很久,尤其是当一个政府经济上不是很景气的时候,没有那么充裕资金的时候,就更不愿意诉讼。

考虑这些问题不仅要站在中国政府的角度,而且要从小国政府的角度出发。例如有些案子动不动就要几百万美元。很多小国恐怕都难以承受。就算官司打赢了,世贸组织的制度是向前看,只要败诉的成员改正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政策就没事了。如败诉的一方不改,世贸组织有一个报复制度,但也是由受害企业的本国政府去报复,如增加关税。这和企业是无关的。在世界贸易组织短短的20年的历史中,就有多起大国、强国承认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就是不改。因为他们晓得那些胜诉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报复。对小国而言,这就好比老虎咬人一口,为了报复,让你咬老虎一口,你敢咬吗?所以世贸组织这个制度有其内在的问题。一个是制度设计问题;另一个是过重的反映了西方法律文化和价值。

还有一类争议,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议。中国有很多企业到外国去投资,外国也有很多企业到中国投资。当投资者对当地政府或者对东道国政府的行为和不行为,或是对东道国政府的法律、政策有不满的时候或感觉到实际上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时,现在的做法是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目前解决这类争议的机构有1965年签订的《华盛顿公约》下的投资争端解决国际中心和国际常设仲裁院。此外,还有几个民间机构,包括伦敦仲裁院、巴黎国际商会仲裁院、斯德哥尔摩仲裁院等,这些机构都是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的重要机构。而受影响的国家主要是哪些?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当然,美国、加拿大等也曾成为被告。但如果从整体上看,还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因为当时有能力投资到国外的众多投资者都是来自发达国家,他们多投资到发展中国家。

还有一类争议,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争议,那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商业争议。商业争议,亚洲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很早就开始做。比如我们国内的贸仲,从50年代就开始做,涉案量很大,但是涉案的金额与伦敦仲裁院、巴黎国际商会仲裁院等相比则小很多。

当代争端解决机制除了不能反映东方法律文化的问题外,还有包括投资者与东道国仲裁相互冲突者众。同样的条约条款,同样的事件,但裁决不同。比如阿根廷当年经济危机时采取了一些措施,最后导致投资人,包括美国投资者的利益受损,并引起一系列仲裁案件。这些案件均涉及阿根廷采取的措施,涉及美国投资者及美国和阿根廷的双边投资协议。但裁决却南辕北辙,从而引起国际社会不满。故最近几年人们一直在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之一,也包括我当时在2010年的海牙国际法院做一个演讲的时候曾提道,是设立上诉机构。在此方面,最近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比如今年欧盟和加拿大签订的《全面经济与贸易协议》(CETA)就明确规定,设立一个多边投资法庭。欧盟在其与美国谈判《跨大西洋经贸伙伴关系协议》的立场文件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欧盟和加拿大签订的协议已于今年12月6日生效。接下来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国际投资法院。今年12月12-14日,来自于42个国家的200多名代表,在日内瓦谈了3天,谈的就是如何设立一个多边的投资法院。这次日内瓦会议有42个国家参与,下次肯定还会扩大,越扩大,肯定就会涉及到更多的“一带一路”国家。

当这些国家已经在讨论成立一个国际法庭时,中国再想成立一个“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便会比较困难。然而,要想把“一带一路”搞好,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争议的制度是不行的。签订的协议再好,一旦解释有偏差,影响就非常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起草“一带一路解决争端机制”的原因。

在起草“一带一路解决争端机制”的过程中,为了尽快推动此事,我们选择了民间的方式,因为官方比较慢,考虑的东西比较多。而我们学者考虑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基于此,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联系了30几个国家的专家,通过一年的时间,写出了“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

中评社:“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有什么特点?蓝皮书内关于国家申诉制度、调解、仲裁和上诉制度等内容,在实际的运用和落实上,存在哪些难度?

王贵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是一套解决争议的规则。这些规则反映了东方的法律文化,以及东方的法律价值观。“一带一路”是亚洲人提出来的,并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当一部分在亚洲。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是大陆法系国家。我们要反映亚洲法律文化,如何反映?中国人说和为贵,大家凡事好商量,两个人协商不来,再找第三者从中调解。所以,调解是蓝皮书的一个重头戏。无论是涉及到国与国的争议,还是投资争议,亦或是商事争议,我们都主张先调解。

但是调解不是无限期的,要讲究效率,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达成协议。调解不成便要诉诸仲裁。在仲裁过程中,我们着重仲裁员的行为规范,强调仲裁员不能有利益冲突。在投资仲裁中,有时同一仲裁员被同一律师行指定多次,这就形成潜在利益冲突。我们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中提出仲裁员要讲究效率,如果你手里已经有了案子,在接受指定时要签一个严守仲裁程序声明,主要是为了保障仲裁结案时间,保障效率。此外,仲裁员须尽披露义务,披露任何可能引起案件当事人对仲裁员的独立性或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信息。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或者是会引起怀疑的利益冲突。

针对投资争端裁决相互冲突的问题,我们提出设立一个上诉程序。上诉制度适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议,也适用于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

至于企业之间的商事仲裁,因合同内容的不同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处理,我们觉得应保留目前的做法,同时须强调:保密性,对于涉及商业秘密的要保护企业利益;终局性,企业希望做事快。

我们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蓝皮书》是争端解决程序性规范文本,强调调解的重要性,兼顾公平与效率。我们建议将三类争议都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中进行,既是为了节省当事人的时间和案件成本,也是为了保证在条约解释、合同解释等方面的一致性。

除此之外,我们还建议涉及到政府的案子,包括国与国的,投资者与东道国的,要坚持透明度原则。这样有利于推动法治建设。

下一步是怎么落地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有一套规则了,那么这套规则应由谁适用的问题。落地可以有两种做法。其一是由政府主导,从上至下的推动,但有一定的难度。先不说别的,就是召集“一带一路”沿线国开个会就需要筹备一年到两年。然而,时间恐怕不会等待。其二是从下至上,即先民间后官方。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的落地应坚持国际性的原则。“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来的,但其是属于全世界的,特别是沿线国的。争端解决机构可以是中国人发起,但需要沿线国全面参与方能做好。所以今后建立、设置争端解决机构,一定要体现它的专业性、国际性。国际性尤为重要,只有具有很高的国际性,才能容易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只有具有很高的专业性,才能得到同行的认可,大家才愿意把争议拿到这里来解决。

做这件事的人,不一定是我们研究院,不是几个人做;做这事的人,应该是国际上最有名望的专家,包括中国的专家,大家共同做这件事。

中评社:所以现在有了这样的制度,是不是还缺少一个正式去落实这种制度的机构?

王贵国:是的,需要有一个机构,并且我的同事一直在与我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下一步应该起草一个组织规则,就是成立机构的规则,包括如何选人、上诉机构由几个人构成等等。

中评社:您刚刚讲解得非常详细,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您刚刚也提到了是通过民间组织的方式去起草拟定的这个解决争端机制,那最后受到国际认可,包括官方的认可,如何跨越到这一步,目前也是存在一些难度的?

王贵国:我认为认可取决于机构的专业性。全世界的仲裁机构都是如此,够专业就容易得到认可。我们主张争端解决机构的国际性,因为其不是完全靠中国人来做,也不仅仅是亚洲人来做,应该是大家都来做。如果各国的专家都参与进来了,国家政府就容易认可。

中评社:国际上的专家是如何评价“一带一路解决争端机制”蓝皮书的?

王贵国:许多人对我们的蓝皮书都有很高的评价。耶鲁大学的Michael Reisman教授,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国际法学家,也是一位很有名的仲裁员,来信说,“这是一部非常高水平的作品”。牛津大学的Adrian Zuckerman教授等也认为其是一流的和高水平的解决争端规则。并且,他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因为蓝皮书的起草涉及30个国家的四十几位专家。大家一起进行这样一个项目,十分难得。这些国际专家,是以发起人的身份,来做此事。工作小组的成员从一开始就反复研讨、推敲,到将稿件送到发起人的手中,还需要进行反复修改,最后才使蓝皮书面世。

中评社:您刚也提到了就是考虑到的东方或者是亚洲文化的,能不能在国际上与西方文化达到一个平衡,具体要怎么做?

王贵国:比如说调解问题,调解显然是东方文化的瑰宝,但是西方人做的研究并不少,西方很多人从理论上对调解进行了研究。所以现在包括普通法系在内的西方学者都在推动调解。

又例如上诉制度,我们在起草相关条款的时候便参照了欧盟和新加坡签的双边协议,也参考了欧盟和加拿大的双边协议。

中评社:那就是说我们的专业性已经达到了,那国际性呢?

王贵国:蓝皮书的起草过程和内容都反映了其国际性。接下来是政府认可方面。这涉及政府怎么消化的问题,需要一个过程。

中评社: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一带一路”法律方面的问题,通过您的解释,我可以认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法律吗?

王贵国:“一带一路”是全球化的产物,而全球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个国家,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在法律上也相互依赖、相互关联。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通过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使法治成为共识,也就是法治社会。

过去讲可持续发展讲得最多的是环境;现在大家讲可持续发展,法治为非常重要的部分。法治要求制度要透明,制度要规范,制度要稳定,制度要可预见等。我到你那儿去投资,今天把钱投进去了,明天不知道你的法律会不会改,我怎么敢去投资。所以说,法治不是针对哪一个人,哪一个企业,哪一个国家,而是相互依赖关系的需要。大家要有一个共识,要用法治这个标准来衡量所有政府的行为。

中评社:您刚刚也提到了法律还有文化,这实际上恰恰是“一带一路”中最大的难点,要如何去突破,去解决这个问题?

王贵国:这个只能说是挑战,关键是怎么迎接这个挑战。就此,我们准备起草一个类似于TPP的多边合作协议草案,规定一套待遇标准。这样做就是为了解决你刚才说的问题。各个国家的历史、习惯、文化、法律均可能不同,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又多达60-70个。如果我们国家分别和这些国家签订协议,势必出现这些协议不能相互吻合的问题。然而,有了一套共同的标准(草案),我们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签约时便有一个模板。这是亟需做的。

中评社: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之后,您认为“一带一路”初衷有没有变?因为难度肯定增大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意味着文化、法律、制度各方面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多。

王贵国: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会变,没有不变的,但原则不应该随便变。二战后国际社会力图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初衷是什么?改革开放的初衷是什么?随着形势的发展,大方向可以不变,但具体做法要变。

就算摸着石头过河也要不断调整。比如TPP是供谈判的顶层设计。框架协议草拟出来了,相关国家还是要具体谈。就算面对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小国也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因为利益所在。

中评社:所以目前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王贵国:我认为还是经济合作,即以法律为保障的合作。此外,在文化方面列国要相互了解、相互理解,进而达至相互信任。

“一带一路”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怎么可能没有法律保障呢?比如建一个大楼,没有蓝图可能吗?蓝图是什么,就是规则。农村盖房子需要一个泥瓦匠而不需要蓝图,但泥瓦匠脑子里边还是有蓝图的,只不过是没画出来而已。地基有多高,房柱有多高,上梁有多长,用多粗的梁,这些都是根据蓝图;甚至农村的老太太做棉袄都是有蓝图的,只不过没画出来而已。“一带一路”的建设不应该没个蓝图。这个蓝图就是法律框架。故此,一套行之有效的适用于“一带一路”的争端解决机制应该是目前最欠缺的。

很多事都是相互促进的,有的时候某些事情适宜民间来推动,有的时候适宜政府来推动。现在西方正在大张旗鼓地组建多边投资法院。在此情况下,由政府出面成立“一带一路”的争端解决机构难度就大了很多。然而由民间发起,联合其他国家的民间机构和专家共同设立,则不失为可供考虑的选择。

中评社:讲到民间的问题就要讲到目前民间对于“一带一路”的了解程度,实际上“一带一路”是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才提出来的一个大方向战略,可能在学者层面接受的程度会更高,但民间大众老百姓对于这块的了解程度实际上还很低,您认为目前怎么推动民间这方面的宣传呢?特别是老百姓对于这方面的了解?

王贵国:要使老百姓成为利益相关者。

中评社:如何做到呢?

王贵国:比如香港政府经常讲要做“超级联系人”。这只是一个概念。中国政府讲互联互通,也是一个概念。老百姓看到后并不明白“超级联系人”是干什么的,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西方人讲任何概念都会帽子下面有人。如“超级联系人”一定要有几个标准,应逐一清晰列明。

香港政府注重概念,而没有注重具体怎样去落实这些概念;香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认同的问题。近几年以来,反对派将梁振英污名化了。梁振英一提出“一带一路”,有些媒体就认为“一带一路”一定不好。还有一部分人也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提出来的,他们本来就对中国有看法,因此也不认同。

那香港政府可以做什么?我认为,首先应使香港的企业和“一带一路”联系起来。无论是内地的企业,还是香港的企业,想参与“一带一路”项目,要如何对接,这些都需要信息的透明化。应该有一套透明的制度,透明的项目发布。这样中国和香港的老百姓、企业,才会知道有哪些项目存在。

中评社:所以这个“超级联系人”可以解释为提供管道的作用?

王贵国:对的。简单地讲,企业要了解项目、对接项目、投资项目,应该联系谁?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老百姓才会知道哪里有项目,需要怎么投资这些项目。因此,要有一个长期性的、持续不断的信息发布机制。

此外,这些信息并不是大概的讲一下“一带一路”沿线的人文环境、气候、政府架构等,这些信息互联网上都有,政府需要提供互联网上没有的信息。

中评社:所以您认为香港政府现在在推动“一带一路”时,应该要更多注重的是概念的落实?要有真正接地气的或者是系统性的做法?

王贵国:是的。比如说有人想去哈萨克斯坦斯坦办个培训班,首先要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性。其次,要知道需要什么条件;再次,在中国政府找谁?香港政府找谁?到哈萨克斯坦找谁?政府有什么资助没有?有什么其他优惠条件没有?到了哈萨克斯坦斯坦有什么优惠条件没有?只有如此,“一带一路”才会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挂钩。也只有做到这些,“一带一路”才能够深入人心。

中评社:可是目前推动“一带一路”这么多年了,直接的成效好像还没有非常理想?

王贵国:这是一个新事物,每个人的眼界,每个人的视野和精力,看问题的方法和所处的地位不同,结论就不同。“一带一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本身一定会有困难,但关键是困难也要具体化,不能就是一个概念性的困难,因为没有办法解决概念性的困难。

中评社:您刚才谈到了“一带一路”最主要的目标还是经济上的合作,您认为如果之后处理好了法律争端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能够对全球经济带来哪些变化?

王贵国:“一带一路”涉及这么多国家。如果人民生活改善了,经济增长加快了,对世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大家生活好了,就不愿意吵架了,就不愿意打仗了,世界就和平了。什么是人权,对人权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就是战争。为什么呢?你今天活得好好的,明天可能就没命了,那你还讲什么人权?所以战争是对人权的最大的侵犯,如果我们做的事情能够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那么就是对人权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其次,人活下来,怎么活?那么就是要提高生活水平了,这也是一个与人权相关的课题。“一带一路”关乎沿线国的经济发展、关乎人权、关乎世界和平,对世界的贡献不言而喻。

中评社:目前美国也在大力推动TPP,“一带一路”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TPP是否有抗衡的意味?

王贵国:很多人这样讲,事实上没有必要这样考虑。就像你出一份报纸,别人也出一份报纸;你出一份杂志,别人也出一份杂志,各有千秋。有竞争,才能有进步。做任何事情千万别总想独家。刚才我说很遗憾只有我们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草拟了“一带一路解决争端机制”。假如说现在有三家做了这件事,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人们就可以比较。

中评社:之前在网上看到您说的一句话,香港要是没有抓住“一带一路”的好机会,经济发展会落后30年,您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吗?

王贵国:我的意思是如果香港不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便会落后。当别人都进步的时候,你自己不进步,那你就会落后。根据香港目前的经济状况,如果抓不住“一带一路”这趟快车,今后必定会落伍。

中评社:那要是搭上这趟快车了呢?香港又能得益什么呢?

王贵国: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运输中心和国际服务中心。这是它最大的几个特点。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如果香港能够抓住机遇,必定能够加快经济的增长。香港现在整天热衷于政治,是顾此失彼。只有把经济搞好了,老百姓才能够真正受益。

中评社:最后想再请您谈一谈对“一带一路”以及您对“一带一路解决争端机制”蓝皮书的期待?

王贵国:对“一带一路”大家有很多期待。我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跨世纪的项目,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可以完成的。“一带一路”的成功需要几代人几十年的努力。无论是内地人还是香港人,都应该意识到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大时代,应该感到很幸运。同时,任何一个大时代都会带来很多机会、机遇。有的人可以抓住机遇,有些人则可能不理这个机遇。但是机遇是不会等人的,来了就走,从你眼前一晃就过去了,你抓住它就抓住了,没抓住就没抓住。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抓住机遇。当大家都在努力抓这个机遇的时候,就说明其离成功不远了。“一带一路”是一个益民的项目,值得大家努力的参与其中。

争端解决机制是“一带一路”能否成功的抓手。我们研究院起草了这套规则,希望大家批评,希望大家参与。下一步我们希望争端解决机构可以落地生根。我们当然不希望它落到其他地方去生根。因为它的种子是中国文化培育出来的,我们希望它在中国文化的氛围生根成长。

中评社:您刚提到的机构,如果要落地,落地在哪里比较好?香港好还是内地好?

王贵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落地在香港,是锦上添花。但考虑到香港目前的环境,它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设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的地方。从国际化和专业人才的角度讲,香港有很多优势。尽管香港有很多讲很好的英文,且非常了解普通法的律师,但是他们缺乏国际法的知识和国际诉讼经验。我在十几年前就曾讲过,香港的律师应该学点国际法,特别是反倾销、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和知识。在知识结构、对内地的了解等方面,很多香港律师甚至不如英美的律师。再有就是香港的政治环境。香港现在的政治环境不太适宜作为国际组织的所在地。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即使是民间版的国际组织,若要在香港落地,只是对香港是否有利的问题没个三年五年可能都辩论不完。

相较之下,时下最好的地点应该是杭州。G20刚刚在杭州落幕,同时杭州也有人间天堂的美誉,环境比较好,又有国际知名度;另外,杭州在新技术方面有优势,网络技术发展迅猛。“一带一路”需要与新技术挂钩。因此,我认为杭州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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