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中央深改組第二次會議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一系列文件,其中一個亮了:《關於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

這個文件,意義很大:它意味著我國“一帶一路”的倡議,將進入現代法律框架中實踐。

而最早提出這一構想的,是香港“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院長王貴國,他還兼任北京、杭州和美國新奧爾良州高校的國際法教授。

關於這一構想的系統運行,他曾在2017年出版過一本專著,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就叫《“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

看到深改組會議的新聞,浙大社總編輯袁亞春會心一笑:“當知道王教授有這麼一個內部研究資料,馬上意識到應該爭取出一本很有意義的書。有頂尖學者為中國方案貢獻智慧,現在看來,這書是出對了!”

爭端解決機制應儘快規範

1月23日,中央深改組第二次會議召開。通過了3個總領性的檔和11個具體領域的檔。其中之一是:

“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

會議強調,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要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依託我國現有司法、仲裁和調解機構,吸收、整合國內外法律服務資源,建立訴訟、調解、仲裁有效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依法妥善化解“一帶一路”商貿和投資爭端,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合法權益,營造穩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營商環境。

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建設一個現代法律框架,是王貴國近年來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

王貴國是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他也是香港“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的院長。這個研究院是香港首個有關一帶一路倡議的研究、致力於搭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與專業交流平臺的機構。

王貴國說,去年初,隨著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下令美國退出由12個國家參與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中國更加迫切需要同其他國家合作,建立起自己的自由貿易體制和相關的法律機制。他說:“事實上,如何建立起一個公平、全面和可行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爭端解決機制是各國政府和法律專家面臨的共同任務。”

他表示,美國或其他國家在自由貿易協定中的去留都不會影響到這一需要。“全球化不會停下腳步。”王貴國說,能經常在歐洲的司法會議聽到國際爭端解決和國際爭端法庭等構想。

自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國與世界上40多個國家簽署合作協定。“一帶一路”倡議覆蓋了全球60%的人口,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約21萬億美元)。在過去的十年裡,“一帶一路”所涵蓋的區域是全球增長最快的。

王貴國認為 “一帶一路”是一個經濟議題,但它需要各國文化的融通和法律的保障。“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中,有十幾個屬英美法系國家,有4個是伊斯蘭法系國家,還有一些混合型的法律體系國家。沿線國法律體系不同,法律文化不同,法律環境也不同。文化的互通不僅能促進經貿合作,而且有助於法律的協調,有助於法律衝突的解決。一套基於尊重多方法律文化基礎上的行之有效的爭端解決制度能保障“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進行。

在他的著作《“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出版之際,在來自不同國家的40位法律專家的幫助下,王貴國的研究院在香港舉辦了一場論壇。會議的一個成效是,中央政府支援香港成為地區爭端解決中心。
王貴國認為,如今已失效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雖然的確包含解決投資者和東道國政府之間爭端的條文,不過,作為一個爭端解決模式,並“不如其所宣稱的那般完善”。他表示,世界上現有的爭端解決機制都不夠完善。最重要的是,它們在對跨境投資的爭端和裁決的上訴、補償、調解和和解方面都有欠缺。它們在諸如網上法庭之類的事件上缺乏效率和對數位技術的適應能力。

王貴國強調,現在有了新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應當與合作夥伴攜手共建一個爭端解決機制,在實踐中更好地結合普通法的基礎和一些“東方價值觀”,尤其是有關爭端調解和和解的價值觀。同時,中國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夥伴也將採納世界上其他爭端解決方案的有益經驗。

王貴國稱,他希望看到各國努力建立起一個全面而統一的仲裁機制。該機制應當和大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熟悉的民法系統良好協作。“投資爭端與貿易爭端不同,貿易爭端可以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一機制下解決,而投資爭端即使是在相似的案件中,也可能是由不同的法庭來處理。”王貴國說道。

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是1965年《華盛頓公約》的產物。該公約旨在處理國家與其他國家國民,尤其是與其他國家的企業家之間的爭端。不過,它並沒有上訴制度。“發展中國家需要一個上訴法庭,以保證裁決的公正性。”他說。

東方價值引入解決機制

《“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是英漢對照本,由“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香港)組織“一帶一路”沿線30多個國家的近50位專家,在充分考慮沿線國法律制度、法治環境、歷史文化特點的基礎上,借鑒現有爭端解決機制成果起草而成。

這本書的構想始於2015年秋,後在“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舉辦的第二次國際論壇上提出,得到各國專家的充分認可,從而成立了一個包括多個國家專家參與的工作組。

書中認為,建議由“一帶一路”沿線國共同設立一個新的爭端解決機制。除了締約國政府外,企業和個人亦可就政府的可能違約行為訴諸該機構,涉及的領域則可包括貿易和投資。此安排可解決目前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不允許在第一線從事貿易的企業和個人參與爭端解決的缺陷。此外,當今許多服務貿易和投資有相當大的重疊性。

同時,書中認為此獨立的爭端解決機構應設立上訴制度。建立上訴制度不僅具有現實意義,亦可引領世界的潮流。

在確立解決原則上,書中認為應大力引進東方價值體系中的“調解”這一做法。“一帶一路”的爭端解決機制應考慮採用調解與仲裁相結合的制度。調解被國際社會譽為東方價值、東方瑰寶。調解一方面可以起到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亦符合爭端解決的趨勢。

除了倡議外,書中還構想了設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的具體運行想法。

書中認為,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數為發展中國家,它們不具備精細的法律體系,也沒有深厚、發達、成熟的法律傳統。因此,建立一個精細和複雜的“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顯然並不是合適的方案。

其次,鑒於大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並不是普通法系國家,設立並運行一個基於英美法系的仲裁制度亦不是一個合適的方案。

再次,由於大多數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爭端當事方(中國的國有企業和跨國公司除外)的財力並不十分雄厚,爭端解決的過程不應是冗長和複雜的。

最後,冗長的程式可能會延遲或破壞投資專案的推進,這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鑒於此,書中提出制定一個涵蓋公平、公正、快捷、實惠又高效的爭端解決機制,包括三個方面:公司與企業之間的商業糾紛;投資者與國家之間的投資爭端;國家間的爭端。

同時,書中認為,對於國內和跨國的爭端解決,考慮到協力廠商資助,不管是出於好意還是惡意,均很可能超越和改變其性質和實質。在當前爭端解決機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該問題無疑處於風口浪尖。但若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一個迅捷、實惠和高效益的爭端解決機制,則協力廠商資助帶來的挑戰儘管無法消除,但或可適度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