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及圖片來源: 中評社
2017年1月31日

中評社香港1月31日電(記者 蘭忠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牽涉亞、歐、非三大洲,牽涉六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牽涉超過全球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已經受到全球的高度關注。也正是由於跨國跨洲,這個戰略在落實的過程中必然會因為文化差異、目標利益等因素產生一定的爭端。而如何解決爭端,讓參與者對於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有一個基本的信心,對於吸引相關者積極參與就顯得非常重要。由數十位國際專家合力完成的《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藍皮書,就為解決爭端提供了運行規章。面世同時,建立相關解決爭端的機構,對於有效推動“一帶一路”戰略而言,也顯得相當迫切。

《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藍皮書是由去年一月份在香港正式成立的“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牽頭完成的,該院也是香港首個有關一帶一路倡議的研究、致力於搭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與專業交流平台的機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藍皮由該院牽頭,數十位國際專家合力完成的書,去年10月面世。日前,中評社記者專訪了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院長、前任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院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王貴國,他向中評社詳細講述了目前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現狀,並就《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藍皮書的創作過程,以及具體作用等問題作出詳細解答。

王貴國指出,當代國際經貿合作主要涉及三層關係。其一是國與國的貿易關係,另外一類是企業與東道國政府的貿易與投資關係,第三類則是企業與企業間的經貿關係。目前世界上針對前兩類關係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機構都主要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下創設,有可取之處,也有可改進之處。

王貴國對中評社表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爭端解決制度,創設了一套爭端機制運行規則以及上訴機構等。該制度整體有效,然在實際運行中也有一些問題,主要是報復機制對於某些大國、強國不能有效施行。王貴國坦言,1947年簽訂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參與國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作為關貿總協定的繼承者的WTO包括其爭端解決機制受前者的影響較大,較突出者是其訴訟程序、訴訟技巧明顯偏重普通法,使用語言則是英文。故此,WTO的大部分爭端案件的解決均需受過普通法教育的人員參與,不得不說一些案件的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及價值觀的影響。

王貴國提到:“一帶一路”是一個經濟議題,但它需要列國文化的融通和法律的保障。“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中,有十幾個屬英美法系國家,有四個是伊斯蘭法系國家,還有一些混合型的法律體系國家。沿線國法律體係不同,法律文化不同,法律環境也不同。文化的互通不僅能促進經貿合作,而且有助於法律的協調,有助於法律衝突的解決。一套基於尊重多方法律文化基礎上的行之有效的爭端解決制度能保障“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進行。

就文化方面而言,相比較於東方的“以和為貴”文化傳統,英美法系文化更注重程式優先、效率優先、訴訟技巧優先。就法律而言,“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大量企業的“走出去”、“引進來”過程中,經貿法律風險的防範很重要,經貿爭端的有效解決也同樣是企業正當權益的重要保障,也是法律風險有效化解的重要途徑之一。而目前國際上主要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除了是在西方國家主導下建立並受普通法影響較大外,WTO的制度也無法很好的化解一帶一路沿線國間的爭議,尤其是不能適用於非成員國。此外,涉及投資者與東道國的爭議沒有上訴機制,造成裁決相互衝突者眾的尷尬。

2016年12月,42個國家參加了由歐盟發起的“創設新的多邊投資法院”為主旨的會議,參加此次會議的國家主要是西方各國。這說明設立投資法院已箭在弦上。

王貴國表示,他希望並主張創設的“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是以一套新的爭端解決規則為運行規章,在吸取現有爭端機制優點的基礎上,補足現有機制的不足,如創設投資爭端上訴機制;又如,貿易與投資爭端都可以在此機構中解決。從文化的角度來講,“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應是在尊重多方法律文化的基礎上,強調東方的“以和為貴”的文化理念,在尊重效率的基礎上強調調解機制在爭端解決機制中的作用。同時此套機制的調解員或仲裁員都不是由哪些國家強制指派的,而是從各個沿線國的專家、學者、有經驗的法律從業人員中挑選出的,當然各沿線國可以推薦,從而保障了處理案件時語言與文化相通的問題,保障了透明度,保障了互信認同。他指出,在涉及國家政府的爭議中,“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更強調透明度原則。

以下為中評社專訪王貴國對話全文:

中評社:此前在一帶一路研究院成立時,我曾採訪過您,當時您提到,研究院正在積極起草“一帶一路解決爭端機制”藍皮書,而就在前幾個月,這本藍皮書終於面世了,能不能介紹一下這整個過程,以及這本藍皮書的背景?

王貴國:我想先談一談背景。從今年年初,我們便籌畫成立研究院,同時第一項任務就是起草一本藍皮書。起草藍皮書的初衷是什麼?縱觀國際上的爭端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國家與國家(包括地區與地區)的爭端,涉及的主要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這一類爭議的解決平台是世貿組織。世貿的平台有特點和優點,但也有缺陷。

世貿組織的特點是西方主導,反映的是西方法律文化、西方法律價值觀、普通法的訴訟制度、訴訟程式、訴訟技巧。這些與大陸法是不同的,任何人如果不懂普通法,就沒辦法到WTO去打官司。實踐當中,包括韓國、日本、中國,以及東南亞諸國,遇到爭議的時候,幾乎很難完全靠本國的律師去打官司,每次都要藉助英美普通法系的律師。這整體上反映出來的是,在世貿組織體制下並不是任何人英文好就能夠打官司,要有長期普通法的訓練,並且對國際貿易比較熟悉,才能去打官司。這一點有歷史發展的原因,因從1947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生效時起,就是西方在主導;二戰以來,國際環境就是如此。

到了1995年WTO成立,中國整體經濟在世界上的地位並非重要。中國經濟體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後。當時以泰國為發源地,發生了亞洲金融風暴,但人民幣基本未受衝擊,並且當時中國總理也說,“人民幣不會貶值”。因此,中國起到了穩定國際金融制度的作用。

儘管制定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時候,中國人也參與了,但是參與程度很低,並且中國當時連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都不是。所以真正主導當時談判的,主要還是美國、歐盟、日本等國。日本當時作為一個大的經濟體,經濟實力是很強的。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制度里,也反映了這一點,世貿里爭端解決制度,有一個上訴機構,也就等同於終審法院,或者是最高法院。上訴機構有7個成員,其中3人是由美國、歐盟、日本各自指定的。其他四位成員由世貿組織的其他成員選舉產生,此安排是依君子協定。

世貿組織爭端解決制度是在原關貿總協定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有很大改進,但仍存在缺陷,如實際遭受損害的企業無法得到賠償。無論是補貼案也好,傾銷案也好,包括目前中國和歐盟、美國間的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真正受影響的是企業:美歐等國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在反傾銷的案子中便會找泰國、印度等作為替代國家,確認傾銷是否成立。特朗普說對中國的進口產品徵收45%的關稅,受害的也是中國企業。但是在世貿組織的制度下,受影響的企業連出庭權都沒有,從而必須靠本國政府去打官司。有時世貿組織成員的政府並不特別願意去訴訟,一個案件經常耗時很久,尤其是當一個政府經濟上不是很景氣的時候,沒有那麼充裕資金的時候,就更不願意訴訟。

考慮這些問題不僅要站在中國政府的角度,而且要從小國政府的角度出發。例如有些案子動不動就要幾百萬美元。很多小國恐怕都難以承受。就算官司打贏了,世貿組織的制度是向前看,只要敗訴的成員改正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法律、政策就沒事了。如敗訴的一方不改,世貿組織有一個報復制度,但也是由受害企業的本國政府去報復,如增加關稅。這和企業是無關的。在世界貿易組織短短的20年的歷史中,就有多起大國、強國承認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但就是不改。因為他們曉得那些勝訴的小國根本沒有能力報復。對小國而言,這就好比老虎咬人一口,為了報復,讓你咬老虎一口,你敢咬嗎?所以世貿組織這個制度有其內在的問題。一個是制度設計問題;另一個是過重的反映了西方法律文化和價值。

還有一類爭議,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投資者與東道國的爭議。中國有很多企業到外國去投資,外國也有很多企業到中國投資。當投資者對當地政府或者對東道國政府的行為和不行為,或是對東道國政府的法律、政策有不滿的時候或感覺到實際上損害了自己的利益時,現在的做法是將爭議提交國際仲裁。目前解決這類爭議的機構有1965年簽訂的《華盛頓公約》下的投資爭端解決國際中心和國際常設仲裁院。此外,還有幾個民間機構,包括倫敦仲裁院、巴黎國際商會仲裁院、斯德哥爾摩仲裁院等,這些機構都是解決投資者與東道國爭議的重要機構。而受影響的國家主要是哪些?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當然,美國、加拿大等也曾成為被告。但如果從整體上看,還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因為當時有能力投資到國外的眾多投資者都是來自發達國家,他們多投資到發展中國家。

還有一類爭議,就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爭議,那就是通常我們說的,商業爭議。商業爭議,亞洲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很早就開始做。比如我們國內的貿仲,從50年代就開始做,涉案量很大,但是涉案的金額與倫敦仲裁院、巴黎國際商會仲裁院等相比則小很多。

當代爭端解決機制除了不能反映東方法律文化的問題外,還有包括投資者與東道國仲裁相互衝突者眾。同樣的條約條款,同樣的事件,但裁決不同。比如阿根廷當年經濟危機時採取了一些措施,最後導致投資人,包括美國投資者的利益受損,並引起一系列仲裁案件。這些案件均涉及阿根廷採取的措施,涉及美國投資者及美國和阿根廷的雙邊投資協定。但裁決卻南轅北轍,從而引起國際社會不滿。故最近幾年人們一直在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方法之一,也包括我當時在2010年的海牙國際法院做一個演講的時候曾提道,是設立上訴機構。在此方面,最近有了較為一致的看法。比如今年歐盟和加拿大簽訂的《全面經濟與貿易協議》(CETA)就明確規定,設立一個多邊投資法庭。歐盟在其與美國談判《跨大西洋經貿夥伴關係協議》的立場文件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

歐盟和加拿大簽訂的協議已於今年12月6日生效。接下來是怎麼樣去建立一個國際投資法院。今年12月12-14日,來自於42個國家的200多名代表,在日內瓦談了3天,談的就是如何設立一個多邊的投資法院。這次日內瓦會議有42個國家參與,下次肯定還會擴大,越擴大,肯定就會涉及到更多的“一帶一路”國家。

當這些國家已經在討論成立一個國際法庭時,中國再想成立一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構便會比較困難。然而,要想把“一帶一路”搞好,沒有一個有效的解決爭議的制度是不行的。簽訂的協議再好,一旦解釋有偏差,影響就非常大。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起草“一帶一路解決爭端機制”的原因。

在起草“一帶一路解決爭端機制”的過程中,為了儘快推動此事,我們選擇了民間的方式,因為官方比較慢,考慮的東西比較多。而我們學者考慮的事情沒有那麼多。基於此,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聯繫了30幾個國家的專家,通過一年的時間,寫出了“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

中評社:“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有什麼特點?藍皮書內關於國家申訴制度、調解、仲裁和上訴制度等內容,在實際的運用和落實上,存在哪些難度?

王貴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是一套解決爭議的規則。這些規則反映了東方的法律文化,以及東方的法律價值觀。“一帶一路”是亞洲人提出來的,並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當一部分在亞洲。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沿線國的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是大陸法系國家。我們要反映亞洲法律文化,如何反映?中國人說和為貴,大家凡事好商量,兩個人協商不來,再找第三者從中調解。所以,調解是藍皮書的一個重頭戲。無論是涉及到國與國的爭議,還是投資爭議,亦或是商事爭議,我們都主張先調解。

但是調解不是無限期的,要講究效率,要在一定的時間內達成協議。調解不成便要訴諸仲裁。在仲裁過程中,我們著重仲裁員的行為規範,強調仲裁員不能有利益衝突。在投資仲裁中,有時同一仲裁員被同一律師行指定多次,這就形成潛在利益衝突。我們在“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中提出仲裁員要講究效率,如果你手里已經有了案子,在接受指定時要簽一個嚴守仲裁程序聲明,主要是為了保障仲裁結案時間,保障效率。此外,仲裁員須盡披露義務,披露任何可能引起案件當事人對仲裁員的獨立性或公正性產生合理懷疑的信息。這樣做的目的是盡量減少不必要的,或者是會引起懷疑的利益衝突。

針對投資爭端裁決相互衝突的問題,我們提出設立一個上訴程序。上訴制度適用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爭議,也適用於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爭議。

至於企業之間的商事仲裁,因合同內容的不同需要具體案件具體處理,我們覺得應保留目前的做法,同時須強調:保密性,對於涉及商業秘密的要保護企業利益;終局性,企業希望做事快。

我們的《“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藍皮書》是爭端解決程序性規範文本,強調調解的重要性,兼顧公平與效率。我們建議將三類爭議都在“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構中進行,既是為了節省當事人的時間和案件成本,也是為了保證在條約解釋、合同解釋等方面的一致性。

除此之外,我們還建議涉及到政府的案子,包括國與國的,投資者與東道國的,要堅持透明度原則。這樣有利於推動法治建設。

下一步是怎麼落地的問題,也就是說現在有一套規則了,那麼這套規則應由誰適用的問題。落地可以有兩種做法。其一是由政府主導,從上至下的推動,但有一定的難度。先不說別的,就是召集“一帶一路”沿線國開個會就需要籌備一年到兩年。然而,時間恐怕不會等待。其二是從下至上,即先民間後官方。

“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構的落地應堅持國際性的原則。“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來的,但其是屬於全世界的,特別是沿線國的。爭端解決機構可以是中國人發起,但需要沿線國全面參與方能做好。所以今後建立、設置爭端解決機構,一定要體現它的專業性、國際性。國際性尤為重要,只有具有很高的國際性,才能容易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只有具有很高的專業性,才能得到同行的認可,大家才願意把爭議拿到這裡來解決。

做這件事的人,不一定是我們研究院,不是幾個人做;做這事的人,應該是國際上最有名望的專家,包括中國的專家,大家共同做這件事。

中評社:所以現在有了這樣的制度,是不是還缺少一個正式去落實這種制度的機構?

王貴國:是的,需要有一個機構,並且我的同事一直在與我討論這個問題。我們認為下一步應該起草一個組織規則,就是成立機構的規則,包括如何選人、上訴機構由幾個人構成等等。

中評社:您剛剛講解得非常詳細,但是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您剛剛也提到了是通過民間組織的方式去起草擬定的這個解決爭端機制,那最後受到國際認可,包括官方的認可,如何跨越到這一步,目前也是存在一些難度的?

王貴國:我認為認可取決於機構的專業性。全世界的仲裁機構都是如此,夠專業就容易得到認可。我們主張爭端解決機構的國際性,因為其不是完全靠中國人來做,也不僅僅是亞洲人來做,應該是大家都來做。如果各國的專家都參與進來了,國家政府就容易認可。

中評社:國際上的專家是如何評價“一帶一路解決爭端機制”藍皮書的?

王貴國:許多人對我們的藍皮書都有很高的評價。耶魯大學的Michael Reisman教授,當今世界最著名的國際法學家,也是一位很有名的仲裁員,來信說,“這是一部非常高水準的作品”。牛津大學的Adrian Zuckerman教授等也認為其是一流的和高水準的解決爭端規則。並且,他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舉措,因為藍皮書的起草涉及30個國家的四十幾位專家。大家一起進行這樣一個項目,十分難得。這些國際專家,是以發起人的身份,來做此事。工作小組的成員從一開始就反復研討、推敲,到將稿件送到發起人的手中,還需要進行反復修改,最後才使藍皮書面世。

中評社:您剛也提到了就是考慮到的東方或者是亞洲文化的,能不能在國際上與西方文化達到一個平衡,具體要怎麼做?

王貴國:比如說調解問題,調解顯然是東方文化的瑰寶,但是西方人做的研究並不少,西方很多人從理論上對調解進行了研究。所以現在包括普通法系在內的西方學者都在推動調解。

又例如上訴制度,我們在起草相關條款的時候便參照了歐盟和新加坡簽的雙邊協定,也參考了歐盟和加拿大的雙邊協定。

中評社:那就是說我們的專業性已經達到了,那國際性呢?

王貴國:藍皮書的起草過程和內容都反映了其國際性。接下來是政府認可方面。這涉及政府怎麼消化的問題,需要一個過程。

中評社:我們剛剛聊了很多關於“一帶一路”法律方面的問題,通過您的解釋,我可以認為,“一帶一路”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法律嗎?

王貴國:“一帶一路”是全球化的產物,而全球化的一個特點,就是每個國家,不僅在經濟上相互依賴,在法律上也相互依賴、相互關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就是通過國際條約、國際習慣,使法治成為共識,也就是法治社會。

過去講可持續發展講得最多的是環境;現在大家講可持續發展,法治為非常重要的部分。法治要求制度要透明,制度要規範,制度要穩定,制度要可預見等。我到你那兒去投資,今天把錢投進去了,明天不知道你的法律會不會改,我怎麼敢去投資。所以說,法治不是針對哪一個人,哪一個企業,哪一個國家,而是相互依賴關係的需要。大家要有一個共識,要用法治這個標準來衡量所有政府的行為。

中評社:您剛剛也提到了法律還有文化,這實際上恰恰是“一帶一路”中最大的難點,要如何去突破,去解決這個問題?

王貴國:這個只能說是挑戰,關鍵是怎麼迎接這個挑戰。就此,我們準備起草一個類似於TPP的多邊合作協定草案,規定一套待遇標準。這樣做就是為了解決你剛才說的問題。各個國家的歷史、習慣、文化、法律均可能不同,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又多達60-70個。如果我們國家分別和這些國家簽訂協定,勢必出現這些協議不能相互吻合的問題。然而,有了一套共同的標準(草案),我們國家在與其他國家簽約時便有一個範本。這是亟需做的。

中評社: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一帶一路”之後,您認為“一帶一路”初衷有沒有變?因為難度肯定增大了,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意味著文化、法律、制度各方面的矛盾就會越來越多。

王貴國:我覺得所有的事情都會變,沒有不變的,但原則不應該隨便變。二戰後國際社會力圖建立的國際秩序的初衷是什麼?改革開放的初衷是什麼?隨著形勢的發展,大方向可以不變,但具體做法要變。

就算摸著石頭過河也要不斷調整。比如TPP是供談判的頂層設計。框架協議草擬出來了,相關國家還是要具體談。就算面對美國這麼強大的國家,小國也會提出自己的看法,因為利益所在。

中評社:所以目前最主要的目標是什麼?

王貴國:我認為還是經濟合作,即以法律為保障的合作。此外,在文化方面列國要相互瞭解、相互理解,進而達至相互信任。

“一帶一路”這麼大的一個工程,怎麼可能沒有法律保障呢?比如建一個大樓,沒有藍圖可能嗎?藍圖是什麼,就是規則。農村蓋房子需要一個泥瓦匠而不需要藍圖,但泥瓦匠腦子里邊還是有藍圖的,只不過是沒畫出來而已。地基有多高,房柱有多高,上樑有多長,用多粗的梁,這些都是根據藍圖;甚至農村的老太太做棉襖都是有藍圖的,只不過沒畫出來而已。“一帶一路”的建設不應該沒個藍圖。這個藍圖就是法律框架。故此,一套行之有效的適用於“一帶一路”的爭端解決機制應該是目前最欠缺的。

很多事都是相互促進的,有的時候某些事情適宜民間來推動,有的時候適宜政府來推動。現在西方正在大張旗鼓地組建多邊投資法院。在此情況下,由政府出面成立“一帶一路”的爭端解決機構難度就大了很多。然而由民間發起,聯合其他國家的民間機構和專家共同設立,則不失為可供考慮的選擇。

中評社:講到民間的問題就要講到目前民間對於“一帶一路”的瞭解程度,實際上“一帶一路”是近幾年習近平總書記才提出來的一個大方向戰略,可能在學者層面接受的程度會更高,但民間大眾老百姓對於這塊的瞭解程度實際上還很低,您認為目前怎麼推動民間這方面的宣傳呢?特別是老百姓對於這方面的瞭解?

王貴國:要使老百姓成為利益相關者。

中評社:如何做到呢?

王貴國:比如香港政府經常講要做“超級連絡人”。這只是一個概念。中國政府講互聯互通,也是一個概念。老百姓看到後並不明白“超級連絡人”是幹什麼的,和自己有什麼關係。這就是東西方文化的差別。西方人講任何概念都會帽子下面有人。如“超級連絡人”一定要有幾個標準,應逐一清晰列明。

香港政府注重概念,而沒有注重具體怎樣去落實這些概念;香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國家認同的問題。近幾年以來,反對派將梁振英污名化了。梁振英一提出“一帶一路”,有些媒體就認為“一帶一路”一定不好。還有一部分人也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政府提出來的,他們本來就對中國有看法,因此也不認同。

那香港政府可以做什麼?我認為,首先應使香港的企業和“一帶一路”聯繫起來。無論是內地的企業,還是香港的企業,想參與“一帶一路”項目,要如何對接,這些都需要資訊的透明化。應該有一套透明的制度,透明的專案發佈。這樣中國和香港的老百姓、企業,才會知道有哪些項目存在。

中評社:所以這個“超級連絡人”可以解釋為提供管道的作用?

王貴國:對的。簡單地講,企業要瞭解項目、對接項目、投資項目,應該聯繫誰?這些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這些問題解決了,老百姓才會知道哪裡有項目,需要怎麼投資這些項目。因此,要有一個長期性的、持續不斷的資訊發佈機制。

此外,這些資訊並不是大概的講一下“一帶一路”沿線的人文環境、氣候、政府架構等,這些資訊互聯網上都有,政府需要提供互聯網上沒有的資訊。

中評社:所以您認為香港政府現在在推動“一帶一路”時,應該要更多注重的是概念的落實?要有真正接地氣的或者是系統性的做法?

王貴國:是的。比如說有人想去哈薩克斯坦辦個培訓班,首先要知道是否有這樣的可能性。其次,要知道需要什麼條件;再次,在中國政府找誰?香港政府找誰?到哈薩克找誰?政府有什麼資助沒有?有什麼其他優惠條件沒有?到了哈薩克斯坦有什麼優惠條件沒有?只有如此,“一帶一路”才會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掛鉤。也只有做到這些,“一帶一路”才能夠深入人心。

中評社:可是目前推動“一帶一路”這麼多年了,直接的成效好像還沒有非常理想?

王貴國:這是一個新事物,每個人的眼界,每個人的視野和精力,看問題的方法和所處的地位不同,結論就不同。“一帶一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本身一定會有困難,但關鍵是困難也要具體化,不能就是一個概念性的困難,因為沒有辦法解決概念性的困難。

中評社:您剛才談到了“一帶一路”最主要的目標還是經濟上的合作,您認為如果之後處理好了法律爭端等各個方面的問題,能夠對全球經濟帶來哪些變化?

王貴國:“一帶一路”涉及這麼多國家。如果人民生活改善了,經濟增長加快了,對世界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大家生活好了,就不願意吵架了,就不願意打仗了,世界就和平了。什麼是人權,對人權最大的危害是什麼?就是戰爭。為什麼呢?你今天活得好好的,明天可能就沒命了,那你還講什麼人權?所以戰爭是對人權的最大的侵犯,如果我們做的事情能夠對世界和平做出貢獻,那麼就是對人權做出了最大的貢獻。

其次,人活下來,怎麼活?那麼就是要提高生活水準了,這也是一個與人權相關的課題。“一帶一路”關乎沿線國的經濟發展、關乎人權、關乎世界和平,對世界的貢獻不言而喻。

中評社:目前美國也在大力推動TPP,“一帶一路”在一定程度上與美國TPP是否有抗衡的意味?

王貴國:很多人這樣講,事實上沒有必要這樣考慮。就像你出一份報紙,別人也出一份報紙;你出一份雜誌,別人也出一份雜誌,各有千秋。有競爭,才能有進步。做任何事情千萬別總想獨家。剛才我說很遺憾只有我們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草擬了“一帶一路解決爭端機制”。假如說現在有三家做了這件事,那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人們就可以比較。

中評社:之前在網上看到您說的一句話,香港要是沒有抓住“一帶一路”的好機會,經濟發展會落後30年,您現在還是這樣認為嗎?

王貴國:我的意思是如果香港不抓住“一帶一路”的機遇便會落後。當別人都進步的時候,你自己不進步,那你就會落後。根據香港目前的經濟狀況,如果抓不住“一帶一路”這趟快車,今後必定會落伍。

中評社:那要是搭上這趟快車了呢?香港又能得益什麼呢?

王貴國: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運輸中心和國際服務中心。這是它最大的幾個特點。因此,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過程中,如果香港能夠抓住機遇,必定能夠加快經濟的增長。香港現在整天熱衷於政治,是顧此失彼。只有把經濟搞好了,老百姓才能夠真正受益。

中評社:最後想再請您談一談對“一帶一路”以及您對“一帶一路解決爭端機制”藍皮書的期待?

王貴國:對“一帶一路”大家有很多期待。我認為“一帶一路”是一個跨世紀的項目,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可以完成的。“一帶一路”的成功需要幾代人幾十年的努力。無論是內地人還是香港人,都應該意識到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大時代,應該感到很幸運。同時,任何一個大時代都會帶來很多機會、機遇。有的人可以抓住機遇,有些人則可能不理這個機遇。但是機遇是不會等人的,來了就走,從你眼前一晃就過去了,你抓住它就抓住了,沒抓住就沒抓住。

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抓住機遇。當大家都在努力抓這個機遇的時候,就說明其離成功不遠了。“一帶一路”是一個益民的專案,值得大家努力的參與其中。

爭端解決機制是“一帶一路”能否成功的抓手。我們研究院起草了這套規則,希望大家批評,希望大家參與。下一步我們希望爭端解決機構可以落地生根。我們當然不希望它落到其他地方去生根。因為它的種子是中國文化培育出來的,我們希望它在中國文化的氛圍生根成長。

中評社:您剛提到的機構,如果要落地,落地在哪裡比較好?香港好還是內地好?

王貴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構”落地在香港,是錦上添花。但考慮到香港目前的環境,它不一定是最合適的設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構”的地方。從國際化和專業人才的角度講,香港有很多優勢。儘管香港有很多講很好的英文,且非常瞭解普通法的律師,但是他們缺乏國際法的知識和國際訴訟經驗。我在十幾年前就曾講過,香港的律師應該學點國際法,特別是反傾銷、反補貼等方面的法律和知識。在知識結構、對內地的瞭解等方面,很多香港律師甚至不如英美的律師。再有就是香港的政治環境。香港現在的政治環境不太適宜作為國際組織的所在地。任何一個國際組織,即使是民間版的國際組織,若要在香港落地,只是對香港是否有利的問題沒個三年五年可能都辯論不完。

相較之下,時下最好的地點應該是杭州。G20剛剛在杭州落幕,同時杭州也有人間天堂的美譽,環境比較好,又有國際知名度;另外,杭州在新技術方面有優勢,網路技術發展迅猛。“一帶一路”需要與新技術掛鉤。因此,我認為杭州是最好的選擇。

Error: Please enter a valid email address

Error: Invalid email

Error: Please enter your first name

Error: Please enter your last name

Error: Please enter a username

Error: Please enter a password

Error: Please confirm your password

Error: Password and password confirmation do not match